亚游ag“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三思”求问这句话的上半句

//news  2019-09-09 14:080    来源: 未知   我要评论  

  上联言诸葛亮的军事成就,而其主要特点是“攻心”。所谓“攻心”,即从精神上或心理上战胜对方,并使人心服。作者认为,自古以来那些真正懂得军事的人并不在于“好战”,而是注意从精神上或心理上摧毁敌人,也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解除敌对双方的对立情绪,从而保持长久的安定局面。诸葛亮真正做到了这一点,他的“七擒孟获”便是中国战争史上以“攻心”取胜的典范。诸葛亮北伐中原前,为了解除后顾之忧,曾于蜀建兴三年(公元225年)三月先率军平定南中。他采纳了马谡“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的策略,对南中夷军的首领孟获“七擒七纵”,从而使得孟获心服口服。当最后一次诸葛亮又要放孟获回去时,孟获便不肯走了,ag真人说:“公,天威也。南人不复反矣。”这样一来,不但南中叛乱被很快平定,而且诸葛亮不留一兵一卒,南中社会仍能保持安定。更有意思的是,孟获其人此后也担任了蜀汉的御史中丞,孟获手下的有些将领还参加了由诸葛亮领导的北伐。可见,这种化敌为友、化不安定因 素 为 积 极因素的“攻心”战略,在诸葛亮的手中被运用得是何等纯熟!而赵藩对诸葛亮用兵特点的把握也可谓深得其要领。

  下联言诸葛亮的“治蜀”,而其特点是“审势”,即对形势的准确把握。经验证明,只有对形势的特点有了准确的判断之后,才能制定出与之相适应的政策,当宽则宽,当严则严。否则,不明形势随意施政,则政策无论“宽”或“严”,都是注定要失误的。赵藩认为,在“审势”以 “治蜀”方面,诸葛亮也为后人做出了榜样。事实正是如此。当刘备集团入蜀之初,法正就曾劝诸葛亮要学习“高祖入关,约法三章”,“缓刑驰禁,以慰其望”,即应先施恩惠,放宽刑罚,以收人心。但诸葛亮通过对蜀地形势的深入分析,却得出了与法正相反的结论。他在著名的《答法正书》中指出,刘备入蜀与当年高祖入咸阳所面临的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时代背景。秦朝政苛,ag真人高祖法宽,故能顺应人民的意愿,从而促进国家的安定和生产的发展。但蜀中的统治者刘璋原本就暗弱,以致形成了德政不举、威刑不肃,蜀中豪强专权自恣的散慢局面,如再对他们一味施行恩惠,只会纵容姑息,促使其气焰愈来愈烈,不晓得什么是君臣之道了。对此,只能“威之以法”、“限之以爵”,这样才能使人们感到恩惠之不易、禄位之可贵,从而令上下有节,人人守法,以达到社会安定、国家大治之目的。因此,诸葛亮对蜀中反叛势力的毫不手软,对一些违纪官员的处理也十分果断。而蜀国经过诸葛亮这样一番严刑峻法治理之后,不但没有发生动乱,反而出现了“吏不容奸,人怀自厉,道不拾遗,强不侵弱,风化肃然”(陈寿语)的社会景象。而对诸葛亮本人,也是“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大约岑春煊的治蜀不看当时形势,只知一味模仿诸葛亮的严刑峻法,以至弄得民怨沸腾,社会不宁,故而赵藩才有“后来治蜀要深思”之句。之后,岑春煊虽然暗中采纳了赵藩的这一建议,但却对赵藩进行打击,将赵藩由掌管全省盐茶财政的盐茶道而贬为边远地区的永宁道。

  2013-04-07“能攻心则反恻自消,自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能攻心则反恻自消 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和儒家的“仁义怀柔”思想、道家的“无为而治”境界不同,法家的管理思想就远没有那么温情脉脉了。法家的思想,可以说是彻头彻尾的功利主义、实用主义。法家重视法律,而反对儒家的“礼”。法家的一套主张,似乎很符合西方现代管理理论中对人性的“X”理论假设。

  “法治”管理思想的主要代表是韩非。韩非博采众长,形成了以专制主义为特色的管理思想体系。他坚持法治、抨击人治。这些主张对于今天国内的企业而言当然具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它对现代管理的启示在于,今天的企业一定要加强制度建设,混乱的家族制和僵化的长官制都不可能适应未来的竞争环境。

  法家的管理是强制性管理,它认为人们都有其自私自利的一面,有着趋利避害的心理。人们之间不存在道德关系,只存在经济关系,即利益关系。因此法家的理论不指望人自觉,不要指望人不变坏,但是可以采取种种措施防止人变坏。法家主张用严厉的法律制裁人的不法行为。人总是骄于爱、听于威,严厉是唯一的选择。

  说得通俗一点,也就是管理需要用高压政策。同时在此基础上,要做到“信赏必罚”,赏罚分明。基于强大的法律加上丰厚的利益驱使,人民就好管多了。

  从春秋时的商鞅开始,一直到后来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都一贯主张领导者应以严刑峻法统治人民,只有树立法律制度的权威,才能使人民敬畏,这样才便于领导者推行其措施。因此一般而言,法家学派的观点是比较重视制度的作用的,而且强调令行禁止,领导者先要立威、立信,才能服众。此外,法家思想过于带有功利性,认为人们为了达到自身的目的可以不择手段、无所不用其极。这一套理念难免给后世那些醉心于权术的统治者以口实。

  虽然法家思想并非中国文化的主流,但它的影响却不小,而且历来为很多人所尊奉。例如大家熟悉的诸葛亮,他不但是一位运筹帷幄的军事家,同时在政治上也是一位法家思想身体力行的实践者,这一点我们从《三国演义》中可不一定了解得到。事实上作为蜀国的丞相,诸葛亮在治国上也很有一套办法。他在治理蜀中的时候,就一再运用严刑重典,甚至不惜矫枉过正,这一点就让当时的一些官员很不理解。诸葛亮的重要助手法正就曾经问他,当前大局初定、人心思稳,而且国家连年征战、民生凋敝,正需要施以轻徭薄役、宽减刑罚的怀柔政策以休养生息,也就是说本来应该效法汉初的“无为而治”的政策才对,为什么还要采取如此苛严的政策呢?诸葛亮笑答:“当年刘璋治蜀的时候,暗弱庸碌,使得巴蜀的百姓日益骄纵狂放,民风刁蛮,视法律条文如同儿戏;面对这样的人民如果还一味纵容,无疑只会使他们更加顽劣,于国事无补。所以我偏偏要加重刑罚,以图扭转蜀中长期不治的混乱局面”。一番话说得法正心服口服,从此下属再无异议。几年之后,蜀中果然民风大变,人人变得务实勤奋、遵纪守法,国家渐入正轨。

  由此可见,在对待具体的问题上,一定要审时度势具体分析,一味地“以人为本、与人为善”并不一定就是理想的状态,相反往往可能还会因为对下属的姑息迁就而误了大事。而诸葛亮在审时度势的基础上采取的严厉措施无疑是很为后人称道的。后来有人给孔明先生题了一副对联,至今悬挂在成都的武侯祠里,它是这么写的:“能攻心则反恻自消,自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亚游ag后来治蜀要深思”。这无疑是对诸葛亮一生是非相当中肯的评价了。如何能够像诸葛亮那样把管理的效用发挥到极致,确实值得后世的管理者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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